The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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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跟随道尔顿时报的专栏记者亚历山德莉亚·古德拉克的脚步,一起来到夏尔德特区的第一中央大道。这条道路贯穿了行政区的中轴线,每到假期的公众开放日,或者是一些国家法定庆典节日,第一中央大道的交通都是一场灾难,全方位实现立体拥堵,壮观程度不亚于卡兰丹州每年开渔节捞上来的第一网鱼。
所幸,虽然即将迎来国庆,但行政区现在仍处于进出需要查验的封闭期,因为筹备工作,相关检查甚至更严格了。古德拉克通过了身份验证和登记,顺利坐上了大道的自动轨道车。
整片行政区在一年里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称得上是地广人稀、绿意盎然,但在整体气候偏温寒的夏尔德,保持一片四季都生机勃勃的大型绿化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至于它多次被攻击行政厅财政预算案的人称之为“甚至不能让羊吃草的无用之地”。当你的视线从路边的绿植和雕像上移开并放远一些,所能看到的最醒目的地标将是位于道路左侧一处高坡之上的钟楼和位列其两翼向内合抱的曲线建筑。这就是国会所在地联合宫,偶尔会被偷懒的评论员们简称为“钟楼”。中央钟楼上的那口大钟只有在每年国庆之时才会被敲响。
继续向前。当轨道车停下,并强制要求所有乘客下车步行时,他们便知道,他们所处之地是联邦的行政心脏。眼前这片广阔的水面和位于中央的方形建筑,就是中央行政厅。夜幕降临之时,中央行政厅的灯光透过玻璃幕墙反射在四周的湖面上,若水面平静,便能看到一个漂亮的四根罗马柱的倒影。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厅的建筑高度位于整片行政区的谷底,据当年的城市设计团队所称,这是为了表达“行政分支面对民意时的谦卑”。视线越过行政厅的顶端,古德拉克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第一中央大道的终点,联邦三大分支中最神秘的机构——位于54级台阶之上的联邦最高法院。
作为唯一处于台阶之上的地标性建筑,设计团队自然也对其用意有所阐释。最高法院是三大分支中的唯一非民选机构,当来访者踏上这长长的台阶,抬头首先见到的将是位于第27级台阶的高台之上的高达3米的忒弥斯雕像,它的雕塑原型是联邦国母、首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陆宁姝女士。再往上攀登,到达台阶的顶端后,支撑最高法院檐顶的四根巨型罗马柱将压垮来访者面对法律最后的心防。作为记者,尽管毕业于道尔顿法学院,古德拉克却鲜少拜访最高法院。但当她每一次步至此处,仰视最高法院门扉之上的浮雕时,总会感觉到很强的压迫和威慑,这正是设计者的用意所在。
今日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开庭日,但今天并无庭审,只是大法官们会对日前审理的小野佳子诉赫尔因泽案进行闭门会议。根据首席大法官行政助理海叶女士传达的信息,尽管所有大法官都同意了下午的记者采访,但他们希望不会问及正在审理的案子的信息。通过安全检查后,前来接待的首席大法官法官助理杜兰特女士笑意盈盈地和她握了手。
“闭门会议才刚刚结束,诸位阁下都需要一些时间休息和消化结果。当然,海叶女士应该跟您转达过了,不要询问这一结果。它自会按照章程公布的。”
古德拉克点了点头。“我知道这一点,谢谢提醒。”
“请这边走。”杜兰特示意她跟着自己,“靳理首席大法官阁下现在还不在办公室,但他让我先带您去会客室休息一下。您知道的,每当这个时候,要协调的事情总是很多。”
“你很年轻。刚毕业吗?”
杜兰特微微欠身:“是的,我刚从罗兰高师法学院毕业。”
任命一到两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对宪法有不俗理解的优秀毕业生是时任首席大法官靳理从他任大法官时就有的传统,被评论作者们推断是为了打破宪法学研究里的年龄垄断。靳理本人即使在联邦法官群体之中也算不上年长。当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靳理年仅52岁。165年,在前任首席大法官路易斯安娜·兰金辞职后,刚开始第一任总统任期的文熙明为了对抗各方利益集团试图塞给他的诸多“代理人”,本有意提名当时呼声最高的让-雅克·安托万,直到有人提醒其安托万的年龄问题——此时的安托万作为最后两名“雅典世代”的大法官,已年至157岁。外加当时前来游说总统的说客实在是多得有些令文熙明头疼,于是他选择提名了立场上最接近他执政理念的大法官靳理成为第四任首席大法官。此时靳理仍是最高法院内第二年轻的大法官——方才76岁。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他可能也将是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首席大法官。
任命靳理被视为是文熙明对日益强烈的保守主义和州保护主义的反击。但由于靳理此前多次“唱反调”书写异议案的行径和其年龄问题,参议院曾多次质疑这一决定是否会激化最高法院内部的分裂和矛盾。然而,靳理在最高法院内的人际关系似乎不用他们担心。事实证明,文熙明的这一决定极大地帮助了他此后的执政生涯。在致力于解放劳动力、支持外进运动的《夏尔法案》出台后,面对边境州五花八门的试图寻求最高法院判其违宪推翻该法案的努力,最高法院也的确巧妙地维护了《夏尔法案》存在的合宪性。但对于隐藏在决策幕后的大法官们,人们始终知之甚少,亚历山德莉亚正是为此而来。
庭审大厅今日紧闭着大门。杜兰特领着访客由左侧的楼梯来到了二楼,向着走廊深处走去。上任首席大法官后,靳理也没有将办公室搬至传统上属于首席大法官的第一办公室,如今那里变成了最高法院的大会客室。据他本人所称,是因为自己的办公室有一角落地窗和阳台正对着楼后的梭伦湖。按资历算,古德拉克算是靳理的直系学妹,同样毕业于道尔顿法学院。她多少听说过靳理是个不喜吵闹的人。在道尔顿法学院任教职的那几年,靳理的办公室也位于楼里一个比较偏僻但安静的角落。并且在他几十年的从业生涯里,这位年轻的大法官鲜少在正式场合之外接受采访或公开宣扬自己的理念。
“您在这里稍等片刻。”当她在沙发上坐定后,杜兰特给她倒了一杯水,“海叶女士说首席大法官和拉吉普特大法官已经聊完了,他很快就会回来。”
古德拉克杯中的水还未喝到一半,会客室的门再度被推开。为首的是一位身穿黑袍、带着领巾的黑发男子,面容虽年轻,但其袖口的三圈金边已经彰显了其身份,于是她连忙站了起来。此前和她接洽的海叶女士和另一位年轻的男生——应该也是法官助理——跟着鱼贯而入。
“靳理首席大法官阁下……”亚历山德莉亚同他握了手,“我是道尔顿时报的亚历山德莉亚·古德拉克。您可以直接喊我亚历克斯。我是道尔顿法学院47年的毕业生,很可惜我入学时您已经进入最高法院了,我没能听到您的宪法学课。”
“很高兴见到你,直接称呼我姓氏就可以了。”靳理向她微微颔首,“请坐,不必客气。这是兰布尔里忒·海叶,你应该已经认识了。另外这位是何桑兰,也是我的法官助理。”
何桑兰和她打了招呼,之后便和靳理说明了情况,回办公室去整理会议记录了。海叶女士坐在了茶几边的凳子上,向她点了点头,示意可以开始采访了。采访大纲是已经敲定过的,由于最高法院工作的特殊性,避免媒体抢跑最高法院投票可能性反过来对最高法院施压的情况出现,海叶和其他大法官的行政助理都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相关的问题都十分敏感,因此古德拉克选取的都是最高法院过往的决定,以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关于大法官本人的问题。
亚历山德莉亚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一切。能够踏入大法官的办公室的机会并不多,在靳理背后是敞开的大法官办公室大门,窗帘半掩着,漏出一点阳光照在办公桌上。最远端是一排靠着墙的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但除了琳琅满目的藏书以外,还有几层摆着各种小玩意,古德拉克很快意识到了它们是来自于各州的小纪念品。纸质书在现代可以说是一种没什么必要的象征物,尽管联邦一直以来推行将正式文件和著述都以纸质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政策,但热衷于收集纸质书的人大多只是收藏癖。在采访内容之外,她将这些内容也记录了下来。还有靳理的神态。首席大法官无论是法庭上还是面对外人时脊背总是挺得板直,但又低垂着眼认真地听着发言,在确认对方说完之后才有条不紊地用他略显繁琐但清晰的表述回答问题。曾经有人怀疑过靳理是不是在发呆,但每一次口头辩论期间靳理的发言都表明了他能把所听到的内容记得一清二楚。
“阁下,您是建国以来的第四任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德莉亚查看了一下采访提纲,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她问:“您方便评价一下此前一百年里的三位首席大法官的贡献吗?众所周知,您是在马歇尔法院时期进入最高法院的。”
靳理点了点头,这次他几乎没有怎么思考,回答道:“我想陆宁姝首席大法官的成就不必由我多言,是她赋予了最高法院足以制衡中央行政厅和国会的权力,避免了司法的权力借由人事任命落入其他两权的手中。乔治·马歇尔首席大法官,我很尊敬他。在陆宁姝赋予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这项权力之后是马歇尔通过稳健的决策建立了最高法院的权威,避免了最高法院自身在判决上的自我矛盾。而兰金首席大法官的贡献则是她的暧昧不清的态度。”
“暧昧不清这个词很多时候并非一个褒义词,阁下。”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靳理没有否认,“有时他们称呼我们为‘九人’,因为他们希望这个称呼可以泯灭我们之间的背景差异并默认我们都为一个共同的公共利益服务……这当然不可能,但也不能说错。当对大法官进行提名之后,提名者的政治立场一般会被自动赋予被提名的大法官,从而形成了对大法官倾向的事先预判。兰金首席大法官很好地打破了这一规则。相比起闭门造车,她提倡我们走出办公室,多在口头辩论之外和同事交流以便尽可能地达成一致。”
古德拉克领会了他的意思,追问道:“那么,您会有意去效仿这种方式吗?”
“我会尽量,但我想我没有兰金阁下从政多年积攒下来的丰厚政治智慧。”
对首席大法官的采访结束后,古德拉克站起来再次与他和海叶女士握手道谢。在离开会客室前,出于好奇,她对正要回办公室处理事务的靳理又问了一个小问题:“容我冒昧,阁下。刚才我发现您的书架上有很多小东西,看起来应该是纪念品……那些是您自己的收藏爱好吗?”
靳理闻言转头瞥了一眼架子,向来以严肃的态度待人的他难得地笑了笑:“是我的学生、曾经的助理和……我爱人带给我的。一起摆在那里了。”
一直在自己办公室里等着的杜兰特又带着她去让-雅克·安托万大法官的办公室。亚历山德莉亚问她:“我听说有些大法官会对自己的法官助理有要求。靳理阁下也有吗?”
“嗯……”杜兰特抿着唇思考片刻,随后无奈地一摊手,“首席大法官有时会突然要我们对当前在审案子发表一些看法,当然,我估计他只是听一听。不过对我来说这大概比在法学院期间突然随堂考试压力还大。其他的要求倒是没有,只要我们平常别太吵闹影响他工作就行。”
正如前文所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各有各的行事作风,但唯一共通的一点是尽量避免在正式场合以外接受采访或发言,以免陷入口舌之争。能让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接受采访,不仅需要靠如今道尔顿时报主编的运作——她与当今首席大法官的私交不错,和他身边的那一位关系尤其——更需要一个时机作为借口。百年国庆在即,各大媒体都在竭尽全力酝酿一份有分量的报道。古德拉克女士将会发现,在开庭季统一的黑色法官袍之下,是九个各异的灵魂:
首席大法官靳理虽为第二年轻的成员,但是喜欢纸质书和用纸笔办公,喜欢安静的环境,在语言细节和处事风格上与“雅典一代”的两位前任(马歇尔和兰金)一样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有时被同事们戏称为“新时代的本杰明巴顿”(或许正因如此,大部分比他年长的大法官并不会因为靳理的年龄而轻视他);
让-雅克·安托万,除靳理外的两个“学院派”之一,罗兰大学法学院的从教经历让他能在175岁的高龄里滔滔不绝地讨论一个多小时他感兴趣的话题,除此以外他或许是最高法院最讲究吃的的大法官,对酒也很有见解。
索菲娅·彼得罗芙娜保留了在基夫罗什州任首席政府律师时强势的作风,当她坚持一个观点的时候,大多数同僚会选择避其锋芒。不过,虽然她时常抱怨夏尔德的气候,却十分喜爱这里冬季的阳光;
每每在索菲亚坚持己见的时候,负责劝说她的是玛格丽特·汉默斯多蒂尔,与大部分同僚的内向性格不同,玛格丽特热爱在工作之余参与社交,尤其热爱在自己家中设宴宴请朋友或举办派对。对她来说,保持与外界适当的交流有助于让她捕捉到社会的风向,她是目前最高法院最年轻的成员;
赤根河野子是位含蓄优雅的女士,比起雄辩,她更擅长用缜密的逻辑在文字里呈现自己的所思所想。她的办公室里的陈设都是从她在第三星区任职时办公室带过来的,不少器皿可见使用已久的光泽感,她说她自己是个念旧的人;
格奥尔格·韦伯拥有与他的出身地不符的幽默感,他记得最高法院里几乎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姓名,并且会和每一个人打招呼。不过,他在口头辩论时更乐于充当剑拔弩张时的和事佬,自己的观点他只会在闭门会议陈述;
阿米尔·拉吉普特来自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尽管她的年龄不是最高法院最长的,但她往往是最细心、会关注到同事的人。她会将家人的照片挂在墙上,并且将自己的法官助理当做孩子或弟妹看待;
爱资哈尔-宾特·拜赫拉,和靳理、让-雅克·安托万一样是学院派,被提名时她任麦加那州立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拜赫拉只在工作的时候穿着法官袍,在工作之外她乐于以多样的装扮示人。即使在穿着法官袍时,她也会悉心根据当日的心情搭配首饰,因此有些记者会根据她的装扮猜测判决结果。
林敬清是除了让-雅克·安托万以外仅存的“雅典一代”,尽管她的年龄并没有比安托万小太多,但却比安托万晚了十几年才进入最高法院。林敬清喜欢在假期出门散心,并在此期间拒绝掉有关工作的任何邀请。另外,在美食的讲究上,林敬清和安托万很有共同话题。
不过,能让大法官们聚集在一起的除了庭审和会议,还有仪式和庆典。尽管最高法院的气氛一如寻常,但中央行政厅早已为了国庆的各项事务忙得焦头烂额。信息以流言的形式在安保日益严格的夏尔德行政区里窜得飞快,靳理每次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时,都有概率看到对坐办公的年轻法官助理们在低声谈笑。就连向来严肃的兰布尔里忒也会在中午和他一起就餐的时候说起最近的时事——比如预算办公室的南希·林登和公共安全部的康斯坦丁·伯纳德在文熙明总统面前就参与假期安保工作的工资待遇问题吵了一架,劳工权益部的周远道随后揣着刚收到的建筑工人和警察公会联合罢工的消息气势汹汹地加入了战局,结果是三个人被文熙明集体请出了圆厅,要求他们冷静半天再来好好磋商。
“最近通胀没控制好,被盯得紧也很正常吧?”何桑兰擦了擦嘴,加入了讨论。“而且就快大选了,总统阁下指望着将这作为他离开中央行政厅时的一大政绩。”
“在他们看来什么都算政绩,”兰布尔里忒说,“连提名首席大法官也是政绩。”
靳理闻言抬头瞥了她一眼,不置可否地敲了敲桌子。“兰波,这是中央行政厅应该操心的事情,整个国庆日我们只需要出席和放假就够了。女士们先生们,或许我们更应该操心巴特勒诉上法兰克教育事务委员会案的判决书怎么写。叶海亚——”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先生?”向来沉默寡言的叶海亚·伊本·穆杰希德问。
“我记得巴特勒案的闭门会议是你做的会议记录。”
“是的先生。”从靳理刚进入最高法院就一直任他的法官助理的穆杰希德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会将会议记录提炼后交给您的。”
“然后,杜兰特女士,麻烦你将亚述州立大学诉艾哈迈德案、谢苗诺维奇诉马斯科教育委员会案及阿拉契亚诉科尔基案的判决书、少数意见及异议案的卷宗找出来放在我桌面上。何先生,赤根大法官说她已经写好了一份意见书,麻烦你取一下。”
被他点到名的助理们应了声,各做各的事情去了。海叶跟着他回到办公室,在关上门后问:“文先生之前问您的那件事您考虑好了吗?罗素又来问我了。”
靳理没有立刻回答,反问她:“瓦尔帕莱索会在阅兵仪式前讲话吗?”
“众议院的瓦尔帕莱索议长吗?”海叶想了想,“没有,目前没有这个安排。”
“国务卿女士呢?”
“似乎也没有。希捷应该是当日仪式的主持人。总统讲话前后再安排国务卿的讲话不合适。”
“那我就不应该发表演讲。”靳理拉开了一点身后的窗帘,让阳光透进来照在办公桌上,“如果瓦尔帕莱索也讲话,说明此时发表演讲的是三权的代表,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但如果只是文总统讲话,我参与会有最高法院有意强化自身权力的嫌疑。”
“在《夏尔法案》出台后,评论人一直有意无意地在提这点,避嫌的确是有必要的。”兰布尔里忒赞成道,“不过,罗素跟我转达的意思是,她说文总统希望您作为当世最杰出的宪法学家,从宪政的高度上总结这过去的一百年。”
“最杰出这一夸赞我当不起。麻烦你转告她,我会给总统提供一份相关内容的讲稿以供参考,但我不会亲自演讲。”首席大法官淡淡道,“宪政的代表有一个就够了。”
他的行政助理点点头,赶忙给中央行政厅的副幕僚长发信息。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敲响了。海叶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位挽着发簪、身着黑色法官袍的年长女士。“海叶小姐,”林敬清大法官笑眯眯地跟她打招呼,“在这站着干什么?靳也不知道让你坐会儿。嗯,靳,你现在没在忙吧?小姐,我得借走你们的首席大法官一下。”
还倚在窗边的靳理举了举手中的杯子,示意自己还没开始下午的工作。
“很好。”林大法官毫不见外地走了进来,顺便撑住了木门让兰布尔里忒出去和罗素女士通讯。“靳,玛格说她在员工休息室放了一批她孩子烤的甜点,索菲和爱资哈尔说不定会在休息室又激烈地交换意见——为了玛格的小饼干考虑,拜托拜托。”
“索菲已经和我说了她要起草补充意见,我觉得不必太过担心。不过,有小饼干?我马上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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