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送出去之后，杜蘅又开始她最擅长的事——等待。

三天一封的病情电报一直很准时。

陈顺会等她回来，一起吃过晚饭，骑自行车载她去邮电局取电报，那是她几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即使一遍记住，还是捧着边走边看，看到路灯下，还在一字字地看。

看不腻。

经过半个月的针对治疗，嬢嬢的病情在不断转好。

万幸。

尽管她还没想起邓菊英是谁。陈顺说等嬢嬢出院，可以请他那位叫“文棠”的朋友代为询问。

至少从电报上看，“文棠”对邓菊英的评价是：一直陪在病床前，倒便盆，擦身体，聊天，说俩老嬢嬢是一家子都有人信。

她想去北京的消息忽然在陈家坝上传开了。

传开不久，快被遗忘的出身也一起让人挖掘出来。

杜蘅的父亲原来是个臭老九。

还是个顶大的臭老九。

留过美，外国著名大学语言博士，国内著名大学教授，绍兴中学校长。

六队许蔓蔓、苏灵、刘胜等人皆是军干子弟，对臭老九嗤之以鼻。

对此，杜蘅可以做到听不见。

歧视有歧视的好处。

盛情比歧视让她更难接受，歧视是她的老朋友，她和歧视比较处得来。

她也这幺对陈顺说的。

没事的，她可以应付。

可华红霞不行，眉毛老是吊着，议论杜蘅和杜校长的话最好别传到她耳朵里。

许蔓蔓不屑吵架，她要来文的，辩两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要把劳动人民和臭老九彻底切割，偏偏又辩不过华红霞，大吃一顿文化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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